第五章 各路诸侯向“钱”迈进54（1 / 1）

为了垄断对日伪占领区的接收工作，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收复区之党政亦统归陆军总司令部监督指挥接收”，并于9月5日在陆军总司令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主任委员。同时，各省市也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各战区军事长官主持。

但是大批国民党军队远在大西南、大西北，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收复区进行接收，国民党政府的政令便成了一纸空文。日本投降后，身处收复区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以及同这些人挂了钩的伪军、汉奸和地痞流氓等各色“先头部队”纷纷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捷足先登，选择油水最多的地方肆意抢掠，迅速掀起了第一轮“劫收”狂潮。

接着，某些占有交通工具的国民党军事机关，如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及其在前线的部队，都纷纷抢先进入收复区，劫夺大量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进行第二轮“劫收”。等到陆军总司令部各主管部门的接收特派员、各省市接收委员会委员等“接收大员”两路进入收复区，开始“正式”接收时，已经是第三轮了。行政院各部、会进入收复区，挂起招牌，站稳脚跟后，也不愿继续受陆军总司令部的控制。

所以，当何希龄在上海见到行政院特派员唐海生时并没有什么好脸色。

唐海生在重庆这几年被打磨地更加圆滑了，拦住他笑嘻嘻道：“何老，这次我是按照宋先生的指示来接收和处理一切有关行政范围内的敌产的。”

何希龄不可置否：“唐特派员，你有没有听过“三羊开泰”和“五子登科”呀？”

唐海生露出不解的神情。

何希龄：“什么意思呢？“三羊开泰”就是“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即仰仗西洋美国的力量、喜爱东洋日本的“敌产”、搜刮银圆美钞等现洋，至于“五子登科”就是抢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和婊子。”

这一顿输出让身经百战的唐海生也有些脸红。

这些接收大员们究竟揽入私囊多少资财，谁也说不清楚。许多敌伪工厂接收后，物资设备被拆卸贩卖，无法开工，商店更是十室九空。

为了接收一艘船舶，好多个单位争先恐后地抢夺，单中央机构就有联勤总部、海军部、交通部、战时生产局、战时运输局、航政局等6个单位，他们互不相让，吵作一团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等财产的接收，因无明确的管辖沁围，争夺更为激烈，有时一个敌伪仓库的大门上往往贴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单位的封条，许多有用的物资曾因争执不下而被烧光或偷光，损失殆尽，更有甚者，各接收机关为争夺财产竟发生多起流血冲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仅金条就私吞了10000多根。

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借接收之机，压低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例，变相掠夺了收复区人民的大量财富。当时合理的法币与伪中储券(抗战期间汪伪政府中央储蓄银行发行的钞票，主要流通于华中及华南沦陷区)的兑换率应为1：50，至多不超过1：60，但是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却规定，法币1元兑换伪中储券200元。当时的报章评论此举是“随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这一“无形”又“无限”的转移，“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致使收复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国民党官员在接收中贪赃枉法、掠取民财的丑恶行径激起收复区众的强烈不满，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权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何希龄面对这样的“接受”，无语至极。

央行内部对于国民党如此行径也甚为不齿，连黄从匀都在内部会议上将京沪平津一带的民谣唱给大家听：“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糕。”

《大公报》：“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如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当时中国战区统帅的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国民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争一结束，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马歇尔曾警告蒋介石，如不对国民党官员接收中的贪污行为加以整饬，美国将重新考虑今后对华“援助”的监督问题和剩余军用物资的“赠予”问题。

迫于国内外要求查办贪官污吏的强大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1946年5月初下了一道手令，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三方会同成立“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并在6月中旬确定出“清查处理敌伪物资办法”，还规定清查的期限最多不得超过50天。然而，由于国民党各方争相加入“清查团”以寻求庇护，“清查团”的人事任免纠纷不断，一直闹到7月底才勉强组织了7区18组，于8月初先后出发，着手所谓的“全面清查”。

民众要求“清查团”对贪赃枉法的接收大员严加惩办，纷纷向“检查团”检举密报。上海的揭发密函有400多件，北平天津有1300多件。但蒋介石却只想做戏，不愿真心查处他的爱将们。他甚至告诫“清查团”说：“要顾全大局，家丑不可外扬。”各“清查团”大都秉承其意旨，走走过场，能敷衍过去的就尽量敷衍，实在不行就打几只“苍蝇”了事。

苏浙皖“清查团”明知南京和上海两处为全国接收过程中贪污的重点，且贪污要案大都与豪门权贵有关、但他们在上海、杭州住了两个月，却没有检举一件案子。由于台湾的接收大员私舞弊，搞得天怒人怨、闽台“清查团”到台湾时，不得不把专卖局长任维钧、贸易局长于百溪以接收贪污罪移送法院，台湾省主席陈仪便向蒋介状告“清查团”故意挑剔，结果“清查团”挨了蒋介石一顿训斥，任维钧、于百溪却安然无恙，闽台“清查团”只好悄然离去。粤桂“清查团”到广州后，因为广西挡驾，广东各接收机关拒不交出接收清单，“清查团”只好一案未办就返回了南京。天津公用局长张锡钧等人在接收过程中大量贪污，被人向“清查团”告发，市长张廷锷竟召集公用局全体职员兽，非父母所生，一定要彻查严办!”“清查团”去函质问，张市长竟置之不理。由于“清查团”的人员不足，清查时间又短，接收大员们有充分时间销毁消化贪污赃物，甚至设法调离原职，清查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