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部之旅大地区与特殊时期4（2 / 2）

再次强调，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也是本书主人公需要面对的客观环境。

具体而言，基于相关协定的“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虽然大连被苏方军事管制，但市政管理职责由中国人负责，其中除市长一职外，副市长、秘书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民政局长、广播电台台长、报社社长等，均是由**大连市委委派。

作为谍战小说的本书，其中必然会涉及大连公安总局，当时已被我方掌握，并很快发展到近万人，以至令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高兹洛夫中将颇为惊讶，提出“没有见过哪个国家在一个地区搞这么多警察”，但最终还是默认了。

这就为我方保留了一支有生力量，并培养出一大批公安及军事干部，仅在1946年～1948年间，先后向其他解放区及前线输送了3万余人，包括我军的首批坦克手，而大连公安总局首任局长赵杰（又名赵东斌），后任志愿军坦克兵司令员、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全国都有来自大连的公安干部。

回到当年，因为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大连地区的我方干部被要求蓄发剃须（解放区干部多数习惯剃光头），并身着西服革履，公安总局的官兵则身着国民党警察制服。

当然，国民党方面不可能放弃旅大地区，一开始曾公开派驻市级党部，但很快便被苏方驱离，随即转为地下并派遣秘密特工，加之利用公开派驻的其他相关机构，搜罗日伪军政人员及商会、帮派、会道门等成员，甚至组建了地下武装，即东北行营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并派人混入市政府、公安总局、职工工会等要害部门。

后经我方卧底侦查，不仅抓获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代理**长，以及第四独立团团长、参谋长等，还挖出潜伏及被策反的175人。

另有一个特殊情况，即在日据时期，日本官方曾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地区大量移民，在旅大地区居住的竟有25万之众。至于整个东北区，仅在战后被遣返回日本达100余万之多，有一些则选择继续留驻中国。

在留驻旅大地区的日本侨民中，有意图不轨的原军、警、宪、特人员，在实际案例中曾抓获相关案犯，并查获私藏的枪支弹药。

由此，可见当时特殊情况下的复杂性，事实则证明我公开及隐蔽战线的良好适应及掌控能力。

于此，希望读友在阅读本书故事的同时，也能领略一番当年的时代背景，以及建立新中国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