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部之香港大营救与谍报工作1（1 / 2）

1941年12月8日，日寇进攻香港；25日，英军投降，香港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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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进攻当日，延安发出抢救滞港人士的最高指示，直接领命的是：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社部华南情报局局长潘汉年、**交通局驻港澳办事处处长刘少文。

其中，廖承志系辛亥革命元勋廖仲恺、何香凝之子，1928年加入中国**；1949年前长期在国统区工作，曾七次被逮捕；1949年后长期担任海外**工作的负责人。

至于潘汉年，其经历颇为传奇乃至诡谲——由此，也能反射出同为谍报工作的大不同，乃至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之别，有些谍报人员甚至会“公开”在刀尖上漫舞。

为了更容易理解本书主角的工作性质与分工，以下对谍报工作做简单的分类与归纳：

“隐蔽战线”是形象化的概称，其机构名称随着时期、任务等的变化而改称，甚至有对内、对外之别。

只说最具代表性的几个：最早期，机构名称为**特别行动科（**特科）；红军时期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及针对国军的破坏工作部或敌军工作部（敌工部）；在长征胜利后，改称抗日统一战线部；在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设立了统管情报、保卫工作的**社会部（中社部），以及先针对日伪军、后针对国军的敌工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社部分解为军委情报部、**；上世纪90年代初，在合并了公安的部分职能部门后，设立**部。

在隐蔽战线上，素有“龙潭三杰”之称，即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另有“后三杰”之说，即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其中，未见潘汉年。

先说“龙潭三杰”，系最早期的情报人员，当时隶属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特科情报科，三人均打入国民**党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其主要功绩之一是在顾顺章叛变的危难之际，有效且成功地保卫了**。

再说“后三杰”，奉命打入胡宗南部，应属于敌工部的范畴，前期主要搜集军事情报，后期侧重瓦解策反。其主要功绩之一是在保卫延安的行动中，提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而立下汗马功劳。

可见，不论基于政治保卫工作的“龙潭三杰”，还是基于军事情报工作的“后三杰”，他们的“危难之处显身手”堪称体现于谍报工作的最核心及高端，且是立竿见影，或有据可循。

相比而言，潘汉年并非谍报出身，早期做的是“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化的发展，包括左联等团体的建立；1926年，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1931年，在顾顺章叛变后，接任**特科负责人之职，此时他已转移到苏区，公开身份是**教育人民委员**员会委员，此后负责与十九路军洽谈合作反蒋，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苏区中宣部副部长，以及与粤军洽谈为红军长征让路，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赣南**宣传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潘汉年与“龙潭三杰”一同踏上长征路——钱壮飞在途中牺牲（有说失踪）；胡底在途中遭**杀害；李克农在长征后，则长期在后方的最高情报机关工作；

潘汉年长征至遵义，奉命孤身赶赴上海，以期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并重建遭受破坏的白区地下工作。作者在铁血网连载的另一部反映红军长征全貌的《血路收容队》中，曾提及此事。

在西安事变之前，潘汉年奉命与国民政府高层洽谈合作抗日事宜；在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回到延安任中社部副部长；1939年，奉命重返地下工作，并周旋于重庆蒋政权与南京日伪之间，甚至面见汪精卫。